手眼通天:黑帮老大杜月笙的维权生涯

  手眼通天:黑帮老大杜月笙的维权生涯

   杜月笙

  黄金荣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青帮最有名的两位流氓大亨。按当年上海的规矩,有名到了这个程度,就应该叫“闻人”了;不过,闻人这个称呼,除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外,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实的含义,所以,只好委屈二位,依然称他们为大亨。虽然有点对时下有关电视剧跟风从俗之嫌,为了通俗计,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  两位大亨之中,黄金荣出道较早,实际上属于杜月笙的师辈,黄在法租界做华探、黑白两道通吃的时候,杜还是上海滩的瘪三。可是最后却是杜后来居上,不仅名声,而且实力远远高于黄金荣之上。害得原来一起混过的蒋介石跟北伐军杀回上海,要对付共产党的上海工人纠察队,都不找黄金荣,而偏劳杜月笙和张啸林(当然,也因为这个缘故,解放的时候,黄待在家里不跑,而杜明知道蒋介石不待见他,也得开溜,只好待在香港,客死他乡)。

  在一般人看来,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,坑蒙拐骗偷,什么都能干,进了监狱,出来还是冯妇再做,要什么脸哪。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,碰上青皮(天津的流氓),非要帮着提行李,一件两元(那是银洋)。你说行李轻,他要两元;你说路近,他要两元;你说不要他提了,依然是两元;似乎不要脸到了家了。其实,在那个时代,流氓也是讲脸面的,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,只不过,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。就说青皮吧,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,可两下较量起来,如果装熊喊叫,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,再也别想在地面上混。大人物吃了瘪,如果不想法找回来,也算是栽面,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。天津如此,上海更是如此。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,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,栽过面子,而且栽得很大。那还是20世纪前10年的事情,有天,黄金荣在看戏,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,色艺俱佳。正看到兴处,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,很是放肆。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,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很揍一顿。他不知道,挨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。军阀手里有枪,怎么会吃这个气,在租界里不敢放肆,但出了租界,就是他们的天下。没几天,卢公子带着一排人,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。糟就糟在,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,却就是惹不起军阀,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,面栽大了,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。

  有了前辈的教训,杜月笙聪明多了,有枪的人不惹,不仅不惹,而且倾力结交。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,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,甚至下了野丢了枪,只要到了上海,要借钱,也给。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到了上海,要清共,他不仅出人跟工人纠察队闹事,给蒋介石提供下手的机会,甚至不惜破坏青帮的规矩,出卖自己的徒弟、上海总工会会长汪寿华,将他骗出来杀掉。其中很重要的原因,是他不想惹蒋介石这个最大个的军阀。不过,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,比如1932年驻守十九路军的“一?二八”抗战,跟日本人打了起来,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,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,因为在他看来,这种抗战,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,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蒋介石这个老相识,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,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,不给官做,不给名誉,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,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。即便如此,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,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,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。

 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,也是上海滩著名的“闻人”。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,流氓首领,帮会领袖,不管你有多大声势,只能叫做“大亨”,上海滩够得上“闻人”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,而杜就是其中之一。

  作为帮会头子,走私贩毒、包娼包赌,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,而且手眼通天,人脉极广,全国的军政要人、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。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,只要杜老板肯帮忙,不管丢在什么地方,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。在上海,无论什么时候,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,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,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。当然,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,那么他就担不起“闻人”二字。杜月笙的本事在于,他经常能做点好事,上海几乎所有大学,他都是校董,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;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,都有他的身影,慈善募捐,认捐的头几名,肯定有他的名字。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,只要你有名,到了上海,他都养着,给房给钱,而且给得相当巧妙,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。大名鼎鼎的段祺瑞、杨度,都吃过他的饭,而且,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,杨度变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。

  杜月笙之有名,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,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,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。因此,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,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当时的上海,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,还是四马路的流莺,受了欺负,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,他就会管,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。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,不再替工人说话,或者组织罢工时,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;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,都有帮会的背景,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、人力车夫的“维权活动”,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。为了支持这些罢工,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,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,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,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“维权”的行为所致。事实上,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,也必须借助杜老板的力量,早期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还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,只是后来蒋介石搞“四一二”政变的时候,受到各方的压力与诱惑,杜月笙又出卖了他。这件事,后来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尽的憾事。1949年以后,当他逃到香港,和在京剧界有“冬皇”之称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时候,还不断地提及此事。

  一个国家,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,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,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。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,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,尽管他们的本身,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。凡是有人群的地方,都需要某种秩序,都有人在寻求公道,如果政府失职,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。旧中国的种种乱象,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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