斗争升级:庐山会议彭德怀怒骂毛泽东

  斗争升级:庐山会议彭德怀怒骂毛泽东

   毛泽东与彭德怀

  本文摘自《党史文苑》2003年第2期,作者:晓农,原题:《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八次历史误会(续)》

  “哦,你要操娘?!”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,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。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,将嘴唇抿得很紧,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……

  林彪三番五次闹着去打游击,彭德怀在东渡黄河问题上过于慎重拖延了时间,毛泽东对此极不高兴。

  直罗镇战斗的胜利,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决心。可是,战斗的硝烟方散,身为红一军团主帅的林彪,却三番五次闹着要去陕西打游击。12月9日,他给毛泽东写信:“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不移之决心,一周来虽数次向军委请示,而卒未获准,致我非常不安。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,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。且准备于不得已时,宁可忍受处分。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成我的建议,则不胜欣慰。”继而,于是月12日、15日、18日三次致电中央,力持己见。

  作为红军数得着的主将,林彪这么一闹,还真让中央挠头。毛泽东想到近一段时间以来,林彪与彭德怀的关系甚好,便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彭德怀,请他出面做林彪的思想工作,打消林去陕南打游击的想法。电报中明确指出:“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去陕南的信及电报,我们认为拿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,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。”

  毛泽东还不放心,于12月21日再给彭德怀去电:“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,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游击战争更为重要的地位,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。(如提出红军的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)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。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有分歧,中央认为有当说明之必要。”

  彭德怀在接连两次接到中央的电报后,是否找林彪做了说服工作,这方面的情况不得而知。只是直到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开过之后,林彪仍旧向中央软磨硬缠,致电中央:“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去陕南打游击。”毛泽东接了电报,颇为恼火,估计彭德怀一定没有找林彪,马上联系到彭德怀对陕北的看法。彭曾在一次会上讲到:“陕北只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,不能容纳大的红军,因为经济落后,交通不便。若向南发展要好得多,不过要同东北军打仗。”想到这一点,毛泽东认为不能寄望彭德怀去说服林彪了,决计采取另外的措施。12月29日23时,中央向林彪发出最后通牒:“接电即来中央,讨论你的工作问题,职交左权代理。”

  林彪终究顶不住中央的千钧雷霆,于1936年1月4日赶到延安,住了10余天。在毛泽东、张闻天等人的说服教育下,遂打消了去陕南打游击的念头,回到一军团准备渡河东征。

  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征战的总指挥是彭德怀。彭在拥护中央决定并积极执行的基础上,内心又有两点顾虑:一是怕渡不过黄河,因为这时候的红军包括刘志丹、徐海东两部,加起来才一万三千余人,真是宝贵得很,再也损失不起了;二是渡过黄河后,如果蒋军大举增援,红军能否安全撤回?对于这两点,彭德怀认为“这是一点也不能大意的”。他除了几次复电向中央说明上述顾虑,又亲自带着侦察队伍,携带电台,来到无定河口,在上下游几十里的地方,用了7天时间详细勘察各个渡口的情况。

  可是彭德怀不曾料到,他这种以求万无一失的稳重做法,引起毛泽东的极为不满。毛曾带气地对张闻天说:“他(指彭德怀)求绝对保证,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。”

  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,毛泽东对“百团大战”的看法发生了变化,认为是个操之过急的“运动战”,对彭德怀发动、指挥这一战役的动机有所疑虑。

  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的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的“百团大战”,是在我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,八路军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组织进行的。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进攻,将兵力重点移到华北,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“三光”为特征的“扫荡”,特别是对晋东南实行“囚笼政策”,使华北根据地的形势极为严峻。可是,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后,兵力分散,交通线空虚,部分城镇的守备力量薄弱,又形成了对我有利的战机。这些都是促使彭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。

  “百团大战”持续了3个半月,我方投入105个团20万兵力,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,共毙伤日军20600余人,伪军5100余人,生俘日军281人,缴获各种枪支6千余,火炮60多门,飞机6架,破坏铁路480公里,公路1500多公里,拔除日伪据点2900多个,摧毁了大批伪政权,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发表公报承认“损失巨大”。

 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由“百团大战”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,就渐渐显露出来。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,使日军从华东、华中增调几个师团,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,并实行疯狂的报复;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,尤其指挥上的失误,使129师的伤亡大大超过预计数目。

  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比别人更高一筹。虽然战役获胜的初期,他曾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彭德怀去过一封贺电,讲到:“百团大战令人兴奋,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?”而在其后的日子里,毛泽东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几个不利方面,还特别注意到一点,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已呈报中央军委,但未等中央军委批准,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。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,就有一个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。

 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对日作战战略,依然是以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为主,也不排除“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”,这与他注重保存我军实力,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。八路军总部于7月初上报的作战计划,是投放兵力22个团(晋察冀10个团、129师8个团、120师4个团),重点是破袭正太路,其次是破坏平汉路、同蒲路北段。后来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,达到105个团。以几近倾其家底的兵力,投入这么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,这是毛泽东很不希望的。

  还有一个战略全局的高瞻远瞩问题。促使彭发动“百团大战”的另一个原因,是对日军进攻方向有错误的估计。本来日军的进攻方向是中原和打通粤汉路、湘桂路,以有利于太平洋战争。而彭德怀认为日军要进攻西安,担心敌军切断延安与西南区域的联系,成了一种不必要的顾虑。毛泽东后来深深地意识到:如果彭德怀不那么性急,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时间,或等到日军进攻长沙、衡阳、桂林之后,兵力更为分散时,举行这个百团大战,其战果、意义将大得多,我方的损失则要少得多。综上所述,毛泽东不由对彭德怀发动这一战役的动机,发生了某种怀疑,认为彭意在树立、抬高自己的威望。总之,“百团大战”在毛泽东的脑子里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。

  彭德怀因抗美援朝与高岗多次接触,对高怀有好感,和高谈论过一些中央领导的是非。后对“高饶问题”有所察觉,但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。事后,彭被毛泽东看成“高饶司令部”的人,当成“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”。

  粉碎高岗、饶漱石集团的反党分裂活动,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。1952年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,权欲熏心,对中央给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满足。出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急剧膨胀,他们四处煽风点火,造谣生事,大肆攻击刘少奇、周恩来,进行了一系列小组织派别活动。高岗还利用各种场合,散布“军党论”,把中国共产党划分为“根据地和军队的党”与“白区的党”,说党是军队创造的,颠倒了党指挥枪的原则。他还反对党内设立总书记,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,并有目的地进行拉拢活动,为能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铺平道路。

  自1953年12月起,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。是月24日,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批判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。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:“北京有两个司令部,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,就是刮阳风,烧阳火;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,就是刮阴风,烧阴火,一股地下水。”这一讲话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严重性,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。时过不久———1954年2月上旬,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,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会议并作全会报告。针对高、饶的反党阴谋活动,刘少奇在报告中不点名地说:“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,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在党内计较地位,争权夺利,拉拉扯扯,发展小集团的活动,真正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、分裂党的罪恶道路。”会上,朱德、周恩来,邓小平、陈云等都作了发言,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。但是,高岗、饶漱石执迷不悟,不做深刻检讨,不愿痛改前非。高岗还以自杀(未遂)与党对抗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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