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子当官

  荀子当官

  荀子出山

  相比战国规模最为宏大的长平大战,此后发生的事件,如秦军兵临邯郸或消灭西周,楚国趁机攻灭了鲁国等等,仿佛成为与此相关的必然结果。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那样顺理成章,大的战争,尤其是改变实力的大决战,总以连锁反应让更多的效应一一呈现。

  公元三世纪中叶,随着历史拐点长平的出现,秦军的超级战车,已经势不可挡地向统一天下进军,一个军事帝国的霸业即将迎来新的秩序。

  改朝换代,山雨欲来。

  战国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,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山,成就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——

  时间:公元前255年

  地点:楚国兰陵县

  事件:荀子就任兰陵县令

  起因:楚国令尹黄歇力邀

  把荀子任职兰陵县令,称之为重要的历史事件,这种提法,可能会让不少人不以为然。看似玄之又玄,一个小小的县令官职,对战争频仍的乱世,对战国末年的军事格局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?

  况且,对于荀子来说,它还是一份迟到的任命。出任地方行政长官,是荀子从政的第一次,但它来得太晚了些,是时应该是他的晚年时期。

  关于荀子出生何时,学界考据议论不绝,至少形成三种不同意见。一一罗列如下,借以考察荀子就职兰陵的年龄与心态——

  甲:公元前313年之说,荀子就职时为58岁;

  乙:公元前325年之说,荀子就职时为70岁;

  丙:公元前336年之说,荀子就职时为81岁。

  后两种说法有点不靠谱,以七八旬高龄出任县令,这种吉尼斯纪录,史书一般不会轻易放过。姑且按照甲说法,荀子当官至少已逾知天命之期。以近花甲之年初涉行政,儒学大师如何治理一方,史书上没有类似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的记载,兰陵百姓也没有留下歌颂荀老夫子的诗文或传说。当然,在文本上看不到荀子为政的好评,不等于没有好评;但是,荀子任职之重要性似乎就空口无凭。

  且慢,不妨把话题扯开去,先看黄歇请荀子出山,到底是唱的哪出戏。

  在荀子所处的战国末年,黄歇的名声当不在荀夫子之下。身为楚国的封君,他以春申君的鼎鼎大名,与同时代的齐国孟尝君、赵国平原君、魏国信陵君一起,并称为战国四大公子。当时公子、公孙并不是泛泛之称,多指诸侯王的子孙。春申君并非楚国的王室子弟,血统上逊了一筹,之所以能进入四大公子的排行榜,大抵因为他与正宗的公子哥儿一样,风格作态自成一格,为人行事广有影响——他们都有招致宾客的雅意,每一位都号称门客三千;他们都是权倾朝野、辅国受封的煊赫人物,是国之所依赖的重臣和封君。坐拥封地淮北十二县并都邑寿春城,有门下三千效力,春申君一不差钱花,二不差人手,却把兰陵交给荀子去经营,不能不说他匠心独运。

  夫子县令

  兰陵是一个县。战国诸侯国的郡县,大体都是打仗打出来的,是从别人的地盘里抢过来的,成为自己的边地。因为位置重要,行政军事一体化的长官就很显眼。

  兰陵是一个大县。因为当时万户以上的县设置县令,万户以下的只能称作县长,可见荀子这个兰陵令,不是一个随便打发的差事。

  兰陵还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的大县。在秦国集中兵力决战长平,之后又兵围邯郸的当儿,楚国趁战乱之机,开始北侵鲁国。兰陵在劫难逃,落入楚国之手。鲁国堪称文化大国,周礼之邦,居泗上十二诸侯国之首,正宗的周天子姬姓嫡传诸侯国。虽说儒生难敌勇士,文化打不过军事,但国亡不等于文化已死。派大儒荀子安抚亡国之士之民,以大儒对付小儒,倒也是量才录用,可见春申君在干部使用上很有一套手腕。

  说到这里会有人不解:春申君又不是楚王,按理说任命干部一般都是一把手说了算,他怎能自行其是,目无法纪?

  其实理归理,交情归交情,这黄歇和楚考烈王是什么关系?!当年考烈王还是太子时,曾在秦国做人质,黄歇以左徒的身份作为随从,陪伴太子一同在咸阳苦苦度日。遇上父亲楚顷襄王病了,太子被扣不能返回楚国,是走祖父楚怀王的路最终客死咸阳,还是在英雄末路之时起死回生?在这生死攸关之际,全是黄歇一人全力斡旋,甚至他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。这段惊险故事的结局是,太子装扮成楚国使者的车夫,逃出了关卡,不久立为考烈王;而黄歇吉人天相,在秦相应侯范雎的帮助下,在秦昭王面前先躲过一死,然后也顺利回到楚国。

  舍身救主,迎来了人生新境界,当年的左徒这时已身价倍增,回国后的黄歇自当青云直上——《史记》说:考烈王元年,以黄歇为相,封为春申君。这是以楚官制比拟中原官制,黄歇当是升任的是楚国令尹。令尹是周室官职名,相当于其他诸侯国的相。楚国地处江汉以南,大约在西周初期正式立国,由于历史悠久,国力强大,文化发达,所以在南方自成一大政治文化的中心。它不但在生活习俗、语言传统与中原各诸侯国有一定差异,而且在政治机构、职官分设上也都自成一系统,与中原各国有所不同。

  从这时开始,黄歇走上了相楚25年的政治巅峰生涯。而力邀荀子就职,尽管只是他行使职权的一个小小动作,但却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手笔。

  从荀子本人的政治经历看,他可能有过干部的虚衔,但从来没有干过任何行政实职。到楚国去过一次当官的瘾,对已经半百之年的夫子来说,至少愿望不那么迫切。但荀子还是走上了履新之路,个中缘由值得玩味;而此举对战国政治生态的影响,当大出春申君和荀子意外。

  荀子名况字卿,在当时被人尊称其为荀卿,从德高望重的声望来看,春申君看中荀子自在情理之中。但荀子毕竟是赵国人,长平之战后的赵国国之将倾,秦军长驱直入,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接受楚人的任命?似乎不合理的选择,隐藏着荀子怎样不为人所知的心思?

  史书没说荀子如何不爱赵国,正如没说他如何热爱楚国和鲁国。作为纷乱之世的伟人,儒学思想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,荀子对去处的选择,想必还是胸怀兼济天下大志,未曾考虑独善其身的退路。

  尽管,荀子后来选择了兰陵作为终老之地。

  没有证据显示在任命问题上,在一些细节讨论中,春申君和荀子各持怎样的态度,其共识、妥协或分歧也就无伤大雅。从荀子最终上任的结果看,他接受了楚国权贵任命的同时,一定还接受了另一个重要的使命——

  那是他给自己安排的工作:劝学。

  一切,从公元前255年的某个早晨改变。

  荀子在兰陵开始了边从政边从教的新生活。夫子县令的特殊身份,让他结束了游士生涯,也让他收敛了游说各国政要的雄心——他大约明白了这种碰壁的努力无异于对牛弹琴。他此时立足鲁地,立足一个遵从礼仪的文化之邦,立足孔夫子光荣奋斗大兴私学的地方,他要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接班人。

  一个不经意的任命,成为荀子的人生拐点。考察荀子的一生,兰陵就职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线——一代学术领袖从论坛走到讲坛,一位社会活动家从庙堂走向行政衙门,老年的荀子以务实的行为,开始了他隆礼重法的新实践。

  春申君兴许不会想到,他为兰陵选择了荀子,竟让兰陵成为一处新的学术重地。而事后他或可为荀县令办学减免若干赋税,带来私学回光返照的又一次兴盛,使自己成为战国末年最伟大的文化赞助人。

  虽然时至今日,我们对荀子在兰陵办学的规模还不甚了了,也许它比不上孔门三千弟子,七十二贤人的学林盛况,但他的弟子不乏鼎鼎大名的人物,足以让人感叹青出于蓝并非虚言。

  私学传统

  在荀子最知名的两位学生中,李斯出于荀门几无争议,而韩非和荀子的关系似乎有些不明不白。

  以我的推测,李斯投奔荀子时大约在公元前250年之前。屈指算来,荀子出任兰陵县令一职已有三四年的时光。李斯当时在楚国的上蔡,担任乡小吏,不在公务员系列。小吏李斯位微,志不小,不满足现状,不愿碌碌无为,果断辞职。是时李斯当已结婚生子,估计至少育有二子,年近三十而未立,愤世嫉俗。青年李斯有主见,有魄力,从他抛妻别子毅然离家投奔大师的选择,就能看出他注定不是凡角。

  且不说李斯千里迢迢到兰陵,也不说他要学的帝王之术是不是荀子研究的方向,若论李斯作为荀子学生的身份,不仅来路分明,佐证材料甚多,就连《荀子》中也有师生回答的记载。相比之下,韩非作为荀子学生的材料就显得单薄许多。

  韩非是不是荀子的学生,原本不是问题。《史记》有过明确的介绍,说李斯和韩非都出自荀门,还说,李斯认为自己学业水平不如韩非。既如此,韩非是否荀子门生的问题出在哪里?

  一是思想体系出了岔子。荀子被认为是春秋战国的最后一位儒家,而韩非,司马迁认为他喜刑名法术之学,应该归本于黄老,属于道家阵营;更多的看法大体把他认作法家,认为他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总之,二人学术路数不同,师承脉络不甚清楚。

  二是政治主张迥然。荀子主张隆礼重法,礼是法的前题;韩非推崇君权至上,君权是国家精神的体现,鼓吹强权理论,力主严刑峻法。一个留有余地,一个杀气腾腾,给人印象是学生的治国理念太不厚道,不像荀老师教出来的。

  三是互不买账。《荀子》里无韩非,《韩非子》里无荀子,师生两人各自的专集,居然没有互通有无,相互捧场,不能不让好事者疑神疑鬼。

  荀子到底调教了多少学生,没有学籍档案可供鉴证。至于众多弟子在思想上是否和荀子保持一致,其实也无从谈起。韩、李二位是明星学生,自然关注度高,对他们的盘查在所难免。其实,荀子门下的明星弟子远不止这二人,有名有姓常被提及的学生包括——

  张苍:订正算术,制定历法,是荀子门下少见的理工科高材生;年龄比同门师兄小上许多,当为夫子的关门弟子;在西汉官至丞相,和李斯并列为荀子的丞相学生。

  毛亨:不爱政治爱文学,治《诗》大家,自成一派。

  浮丘伯:热爱老师职业,在秦汉两代均以《诗》教授,颇得盛名。

  陈嚣:一位爱提问的学生,其名伴随问题随《荀子》传到今天。

  上述优等生只是荀门学子的冰山一角。即便如此,荀子与这几位尖子学生的师生关系也没有太多的旁证资料,学术师承关系也不是十分明晰。这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问题:荀子的教育理念、教学目的和教学方式究竟是什么?

  既然说到教育和私学,那末在讨论荀子之前,有必要先从孔子破题。

  早在孔子之前,在私学出现之前,先前的学术活动集中在官方手中,叫做官学。学在官府,设在国都的叫国学,余者皆称之为乡学。贵族子弟八岁入学,学六艺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算,这六门课程属初等教育,是为小学。学习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本领。

  随着周的立国,周在东进扩张的过程中,不仅给封国派去了战车与军队,也移植了它一整套的等级制度和礼仪规范。然而成就王道离不开教化,这就要在冲突中寻求和当地民风习俗的结合。以至在临海的齐鲁,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品质:重学,尚德,士人有从政热情,并且敢于直言。这才有可能在春秋时期,出现孔子首倡私学的创举,并由此一举打破了官方对学术的垄断,一时民智开启,民间思想大行其道。风气日盛之下,才会有两百年不衰的诸子百家争鸣。

  作为光大私学之风的先行者,孔夫子的一套办学态度与主张,常被后人津津乐道。

  一个原则是有教无类。这一条很厉害,属于石破天惊的宣言,在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。从过去贵族子弟独享教育权利到向大众普及教育,孔子以降低门槛的招生新规,突破了阶层的藩篱,响应新生力量从社会底层的崛起,率先吹响了文化下移的冲锋号。

  还有一个补充的条件叫自行束脩以上,吾未尝无诲也。此话后人解释不同,关键在束脩二字的意思上。束脩原来有干肉的意思,但更多解经的学者认为,行束脩并非是指用干肉来代替缴学费,而是代指十五岁以上的人。其中有严肃的学者以为,干肉之义完全是误读经典。其实此误读之所以得以传播,事实上也包含着大家对孔子办学精神的认同——人们愿意善意地理解,老夫子收学费只是象征性的,他以降低入学门槛的举措,保证降低的招生门槛不至于成为空洞的口号。

  弟子三千,就应当是孔子教育革命所赢得的规模效应。孔子教学的时间跨度大,三千学生中,可能有的是插班生、借读生、旁听生,因为无论办学经费问题如何筹措,不少来自劳动一线的学生还要顾及生活问题。所以贤人一定是少数,其中大部分应当是一些家境不错的闲人;唯此,才有可能追随夫子多年,成为训练有素的研究生;也唯此,他们才会在孔子死后散游诸侯,或入仕当官,或教授学问,总之都致力传播孔子思想,使儒学成为显学。

  以积极态度支持弟子从政,孔子从不暧昧。十五岁以上入学的招生规定,意味着孔子不搞开蒙式的幼教和小学教育。无论是朝闻道,夕死可矣,还是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,都表明了他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以修身、学以成仁的君子——以致用为纲、以德行为本的知识分子。

  帮助学生以君子之道投身社会,是孔子诲人不倦的目的之一。

  人生地貌

  时代在变化,教育要革命。荀子办学,面临的情况要比孔子复杂得多。

  首先是学生的求学目的变得直接。身处激烈动荡之时,修身无以立足潮头,成仁得不到霸主的青睐,建功立业的功利思想,成为许多士子争相追逐的主流价值观。这是一个敢于想像、鼓励冒险的年代,李斯,一位小地方的乡小吏,居然开口就要学帝王之术;韩非,渴望以法术之士佼佼者的身份,成为君主实现国家意志的操盘手。在学风变化的背后,军事强权产生的影响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尽管,私学的形式还在,但学生的期望已随乱世与时俱进;怎么教,难题留给了荀子。

  时势使然,人生经历漫长复杂的荀子,在晚年要面临许多涉及定位的问题,譬如自己是谁,该建立怎样的社会秩序,有哪些办法,怎样评说诸子的各种思想主张,学习的作用和目的,等等。

  有研究者根据《荀子》主要篇目,对荀况的学术思想进行学科分类如下,从中大致可以了解其学术视域和主要研究方向——

  《天论》 自然观、世界观

  《正名》、《解蔽》 认识论、方法论、逻辑学

  《性恶》 性恶论

  《劝学》、《修身》 教育学、伦理学

  《礼论》、《王制》 社会政治思想

  《富国》 经济思想

  《议兵》 军事理论

  《非十二子》 批判诸子学说

  《成相》、《赋篇》 文学

  上述分析归纳的思路,大致是想形象地说明荀子学术路子开阔,是一位集大成的学者,这种解释如今已多有应和。窃以为,在当下判别荀子是否为古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第一人,只是一种概念;当时历史情势的可能,是荀子遇到了比前人更多的难题,他要应对更复杂的社会现象,他要提出更有效的主张,作出让人信服的解释,在说服学生之前先说服自己。

  荀子的思想,一方面是时势逼出来;另一方面,也来自他独特的经历和性格。他是一个相信交流沟通的社会活动家,从妥协精神上看,他和先行者孔子、孟子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气质。而在主张并践行政治理想,在和君王权贵构筑互动关系方面,这三位春秋战国的大儒,呈现出各自不同性情的人生地貌——

  孔子如高原,处于礼仪之美的雪峰梦境和礼崩乐坏的现实平野之间,高原来自他的自我坚守和对使命的担当。他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社会,建立在万年积雪区之上,雪像礼的仪制,覆盖出纯洁的社会秩序,令他一生痴迷、流连忘返。而天下无道的现实,却是道德与风尚的雪峰空前滑坡,雪水消融,呈现出知德者鲜矣的混浊景观。他以修身自省的人生,构筑起继往圣、开来世的梦想高原,期望用仁政填充纵横的沟壑,以礼制的回归和重建让流落的散沙聚集隆起。即使是在到处碰壁的长长叹息中,他仍然立于士志于道的人格高度,以芝兰生于深林,不以无人而不芳的比喻,表露出君子修道立德,不为穷困而败节的斗志。

  孟子好似孤峰突起,他以自身的道德修养能量,积蓄出喷薄而出的岩浆,于战国中期的平野中横空出世。以民为贵的信念,在霸主当道的强权政治风气中,孤立无援地喊出君为轻的宣言。他特立独行,在鼓吹仁政渴望兼济天下无果的困境中,靠的是岩浆岩一样坚硬的品质独善其身,没有被世俗的外力风化剥蚀,也不愿自降高度被浑圆的丘陵同化,始终不合时宜地兀自孤傲独立。

  孔子和孟子,他们性情中流露和张扬的山地气质,固然和个人的品性有关,但也有地域和政治环境作用影响的因素。鲁地多礼的传统和齐鲁特有的文化风气,使个性的崛起可能;更重要的是,在时势变化、政治变革的初期,未来格局不甚明朗的情势下,正是各种思潮和伟大思想家呼之欲出的最佳时机。

  荀子的时代,尤其是晚年时代则不然。诸子喧哗的山地地貌虽然群峰竞秀,林林总总,但军事力量的更猛烈地抬升,以之形成了此长彼消的帝国时代版图。思想家如果要切入社会现实,必须要用新的互动方式,去融入主流政治生活,争取更多的发言权。

  相比孔子和孟子的山地气质,荀子呈现出与此不同的河流气质。荀子不仅是学术思想上的一条大河,汇集前人不同的思想流派,开创了独树一帜的荀学。在人格性情方面,荀子的人生更是显现出河流的形貌与特质。

  水的融会和适应性强的特性,决定了水往低处流的宿命。在和政治权贵及世俗社会交往互动中,河流气质的士子常受到来自人格方面的考察与质疑。荀子是一位承担者,为了和君主权贵营建出更好的沟通关系,他没有选择山地气质士子的刚正不阿,甚至是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的决绝;他以河流的委曲的弯度和流动的柔韧,赢得在霸主重臣面前的话语权,建言权,以此来经营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  不故作喧哗,也不去同流合污;把河床深刻在峭壁的规范中,用自省的道德堤坝防止流水过度的委曲变通——荀子,成为上游型河流气质知识分子的代表。

  稷下现象

  荀子参与政治活动的第一站是齐国。为什么会是齐国,里面有说头。

  齐国的第一代领导人,是知名度甚高的传奇人物姜子牙,是为齐太公,民间称作姜太公。姜太公和周王室的关系非同一般,可调度的资源丰富,拥有名正言顺的征伐权,加上对内的国策一直奏效,所以齐国在强国的道路上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一。

  就在诸侯间纷争不休之际,各国的内部势力也在不断变化之中,新兴的世家大族已经有了叫板国君的能力。如中原地区发生韩、赵、魏三家分晋的政变一样,齐国也上演了田氏代齐的篡权事件——田氏的新桃转眼间替代了姜氏的旧符。奇怪的是,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,一直鲜见责难之声。究其原因,固然和田氏家族代表新兴势力有关,更重要的是,田齐树立了让天下士子称道的文化形象——他们创造出一个被称作为百家争鸣的文化狂欢盛典。

  进入战国时期,齐国一度是真正的东方大国。之所以用真正的特别强调,是为了突出它的不同寻常。它不仅是军事大国,也是政治经济大国,更是文化大国。鲁国可以称作是礼仪之邦,但还不能把它命名为文化大国。作为各路学术流派共同的文化圣地,几百年间,唯有齐国的稷下学宫当仁不让。

  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稷门附近,因处稷下而得名。当时的临淄堪称天下第一都会,人口众多,共有七万人家,商贾如云,店铺林立。卓有远见的齐国国君,并不满足于临淄工商都会的盛况,他们以新的制度设计,迎来了绵延百余年的文化盛世。

  从齐桓公创建学宫,到齐威王、齐宣王不断解放思想,扩大规模,几代国君通过持续和更加开明的文化政策,吸引了大量人才。因为齐国国力的逐渐强盛,更因为齐国国君的开明大度,所以齐国能够以制度化的安排,和知识分子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。一是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,齐国以优厚的礼仪和待遇优待著名学者,封给上大夫的爵位,领取俸禄;二是任其不在实职而议论国是,这种不治而议的思路,不以治国的功利实务干扰思想学术自由,使议政、制礼、议学活动空前兴盛和活跃。

  齐国广招稷下先生以及稷下学士,本意大约是建立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和智囊团,为王室决策提供咨询服务。实际效果却是,学宫以讲演主席,放百家之言,道、儒、法、名、兵、农、阴阳等天下各家学派,都能畅所欲言,在互相争辩、诘难的同时,学派之间相互又有融合;加之天下学者如孟子、淳于髡、邹衍、田骈、慎到、接予、季真、环渊、彭蒙、宋钘、尹文、田巴、兒说、鲁仲连、邹爽、荀子等等,都曾荟萃学宫,大放言论——百年盛景,终成就百家争鸣的耀眼奇观。

  尽管,在后人乃至今人看来,稷下学宫最有名的当是孟子和荀子两人;尽管,荀子在齐曾三为学宫祭酒,长期担任学术掌门人的角色,但是荀子的学宫时期或者说齐襄王的稷下时期,稷下学宫已经无法和威、宣二王的鼎盛时代相提并论。

  从荀子三为学宫祭酒看,它是一段既令人鼓舞又意味深长的史实。在感慨人才备受重视和瞩目的前提之下,一些未解的疑问,或可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稷下现象的兴衰。

  学宫祭酒是什么,属于尊号还是学术职务?是临时主持还是有任职期限,它来自组织任命还是自由推举?三为祭酒一说,是指三次,还是泛指多次?如果像大多学者认为的那样,祭酒是学宫的学术领袖,那么同一个人担任一职达三次之多,除了证明此人德高望重之外,是不是也说明无人与其分庭抗礼?如此说来,百家争鸣岂不是成为了一花独放?

  更进一步,是否可以这么理解,三为学宫祭酒的荀子,他的稷下学林末代领袖身份,恰恰成为百家争鸣终结的形象注脚。

  当然,无论荀子的注脚如何,百家争鸣在战国末年的终结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,在礼待的前提下,作为知识分子聚集放言并能和君主友好相处的稷下现象,对这个话题的议论和更深层次的探究,从来都没有结束。

  解读成因复杂的稷下现象,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。这里,我们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,进行一般性地理解和讨论。

  1.身份

  稷下先生之于一国之君,到底是什么关系?

  这是一个可多选的选择题:A、师;B、友;C、臣

  很多人选择了A和B作为答案,也就是说,在稷下君主待知识界领袖以师友之礼。这个答案,对知识界来说称得上鼓舞人心。

  2.职责

  稷下先生或学士,从事什么工作?

  这个问题的答案基本一致,源于汉代古籍中的三句老话,一是不任职而论国事,二是不治而议论,三是无官守,无言责。三句话补充重叠,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了:议政不参政,痛快淋漓地发表意见!

  尽管有少数先生或办办外交或参与政策讨论,但都是临时客串性质,属于潇洒走一回,谈不上负担更无需担责。

  3.待遇

  稷下学者待遇如何?

  一言以蔽之,优厚。大体是通过齐王面试的办法,按学术水平和声望高低,确定不同的待遇。首先是政治上给地位,授上大夫、列大夫爵位,然后名正言顺地配备经济报酬。迎来送往之时,没准还能得到一笔额外的礼金。

  不用看君主脸色,有地位,受尊重,不差钱,不担责,说说辩辩有礼品——综上所述,齐国实施的人才引进战略,其条件十分诱人,怪不得千百年来为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。

  稷下学宫难道真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,是士志于道的理想国?

  背 影

  第一个不以为然的就是当事人孟子。

  稷下学宫最为繁盛时期,孟子分别在齐威王、齐宣王执政时期两次来到齐国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他会过此间的学者,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列于稷下之门。有孟子表白为证,一无官职,二无进言之责,我的行动难道不很自由吗?

  孟子不是一个呼唤绝对自由的隐士,更不是无政府主义者。因为向往既有君臣之义,又有师友之谊的君臣关系,所以他可能对稷下先生身份角色产生质疑。有议论之名,无臣下之义,又怎么能靠食禄关系,来实现师友之德呢?孟子,作为山地气质中孤峰独立型的知识分子,他不会因为待遇的优厚而失去对名份与职责的固守,他宁可不做稷下先生,也不愿舍身为人云亦云的文化盛景装饰门面。

  在士阶层风起云涌的初兴时期,也是在帝国霸业未竟之时,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和文化风气相对开放的齐国,我们不排除曾经出现过士人的天堂和伊甸园,但它注定不会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。试想,一个礼崩乐坏的兼并时代,一个弑君篡位的王室,一个靠武力和食禄维系文化盛况的国家,礼遇知识分子,它不惜工本的目的何在?其制度靠谁传递?知识分子又在其中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?

  所有制度化保障的追问,最终只能落到一个脆弱的话题上:天下士人的狂欢,必须倚靠国君的开明大度才能得以实现——这是狂欢背后的真实,也是早期知识界群体的宿命。

  果然,到了好大喜功的齐湣王时期,稷下学宫一度大到千人规模,终因齐王的骄纵而败落。最直接的原因,应当是由于燕国军队长驱直入、大破临淄所致。等到齐襄王重整山河,再兴学宫之际,齐国的大国地位早已江河日下。纵观学林,老的老,去的去,学宫虽二度梅开,但全无暗香浮动,即使荀子再有号召力,也无法重新复原出一个新的百家争鸣来。

  荀子是一个可以变通的人,但不意味他会放弃原则。如前所述,他是河流气质上游型知识分子的代表,他有直面现实平野的信念与能量,同时又能够用礼的陡峭堤岸约束自己,规范自己作为儒学正宗传人的行为。少年时学宫游学的经历,三为祭酒的尊崇待遇,并没有让他获取参与政治活动的快感,甚至在其著作《荀子》中,都看不到他对稷下学宫的记录。是什么原因,会使他不去或不愿盛赞这一后人大书特书的盛况?他的不以为然,难道因为他不断受到谗言的冷箭而对齐国政坛心灰意冷,或是和齐王室最终的不欢而散?

  从孟子到荀子,从他们背离稷下而去的身影里,我们或可对稷下现象多一份务实的认知,对中国早期士人第一次以议政主题,规模化、组织化参与政治活动的狂欢神话,多一份理智和冷静的观察。

  渐行渐远

  无论是爱是恨,无论引发怎样的雄心抑或是心如止水,在荀子的一生尤其是不惑之年以后,稷下,都是他人生的重要节点,是他人生河流复杂迂回的一处精神支点。

  在和稷下学宫,和齐国王室或冷或热交往的距离中,荀子一次次开始了他的游学和访问。他的这一阶段履痕,其实饱含着一位思想家从事政治活动的辛酸。

  如果以稷下为始发站,就能发现荀子至少两次的重要出行,分别是北方的燕国和西方的秦国,最后一站是春申君发来邀请的楚国。即便是在兰陵当上县令之后,他还被迫回到赵国,当然他的终点站最终还是选择了楚国兰陵。

  齐国——楚国——齐国——秦国——赵国——齐国——楚国——赵国——楚国,由于历史记载的局限,上述线路很可能是荀子中晚年的学术与政治活动的略图。很多人都能发现,齐国稷下和楚国兰陵是考察荀子的两个重要坐标。一个凄婉的事实是,几乎无一例外,荀子的每一次出行,都和谗言中伤形成的恶劣气氛联系在一起。换言之,荀子的每一次旅行,都是对是非之地的逃避,其中,会不会也有对目的地怀揣希望和幻想呢?

  不妨来看他的秦国之行。

  荀子入秦的时间当不超过公元前266年以前,即在秦昭王执政、范雎为相的时期,是时商鞅变法的政策已持续到第四代。因变法逐渐强大的秦国,此时足以傲视群雄。而在东方六国的眼里,处于西方偏远之地的秦国,完全是不讲文明的暴发户——但在让人看不起的同时,谁也不敢小视其军事实力。

  既鄙视又不得不重视,六国的矛盾心理是否充分地投射在荀子的身上,不得而知。荀子是一个伟人,但不是神明,他或多或少会被主流舆论影响;如若带着预谋的批判心态走进秦国,而所见所闻,一定会让荀子感到颠覆性的反差。

  果不其然,通过在秦国的参观访问和实地考察,荀子看到了一个古代阳光照耀的秦国——

  从老百姓来看,习俗文明,民风朴素无华;

  从官吏来看,谦恭节俭,爱岗敬业;

  观察国都的士大夫阶层,廉洁奉公,不拉帮结派;

  再看朝廷中枢,从容决定处理政务,几可称得上无为而治……

  这是怎样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,难怪荀子一唱三叹:秦国四世成就卓然,可不是侥幸所至,那是有其必然因素的,故有非幸也,数也之叹;秦国政坛的风气效率,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,即所谓治之至也。

  参观活动得出如此之好的印象,恐怕连荀子本人都大吃一惊。相对当时东方六国或后人对秦国的恶评,荀子的肯定在历史语境的格格不入中,显现了一个唯物论者的原则和气度。

  但是,入秦之初的良好评介,不过是来自走马观花的泛泛而谈;对于秦国政治的归宿和路径选择,荀子的内心仍然有隐忧,需要从秦国君王得到更深入的了解。

  道不同

  秦国相邦范雎和荀子的会晤,当在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前。

  此时的范雎作为秦王的最重要的辅臣和宠臣,是秦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,依据秦国接待六国宾客的惯例推测,想必也是他引荐了荀子和秦昭王的见面。

  范雎和荀子一样来自东方,不是土生土长的秦人;不同的是,范雎入秦和会见秦昭王,要比荀子麻烦得多。想当年,在魏国九死一生的范雎,得贵人相助偷渡到秦国,尽管有大臣引荐,仍然在一年之后才和昭王相见。当然,荀子不是当年的范雎,他的学术声名要响亮得多;再说此时秦国政坛已非昔比,太后一党擅权的问题已彻底解决,昭王在范雎的谋划下,正厉兵秣马,重新调整秦国的战略。情势变化之时,有东方大儒首次登门拜访,对秦国对秦王而言,都是一件有面子的事。

  《荀子》中记载了两位重要人物的谈话片断——

  秦王问,儒者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?

  荀子说,儒者,是法先王,隆礼义的人,是使臣子谨慎守职而极其敬重君主的人。君主如用之,那么他们会认真做事;如果不用,他们就加入百姓行列老实做人;无论如何,他们都必为顺下,属于顺民。

  秦王又问,儒者作君主如何?

  荀子说,那就更好了,儒者当了君主,影响广大。无论是在朝上、官府还是民间,礼节、准则都能推行,好人好事等美德在社会就会蔚然成风。四海之内若一家,凡是交通能到达的地方,没有谁不服从君王。

  秦昭王很受用,夸赞讲得好。

  被秦昭王称赞的这段对话,却并不为后人看好。首先昭王的问话不礼貌,当着大儒的面讥讽儒者没什么用,这份轻视,不说孟子,就是孔子也会给予反击。荀子则不然,他还在解释,甚至于还在讨好,竟然说出一定必为顺下这种没有气节的话。从中也能看到山地气质与河流气质知识分子处事方式的差异,荀子能够承受委曲以求变通,希望通过自己的苦口婆心,唤起当政者对隆礼的觉醒。

  可惜,荀子说教没能打动不可一世的秦昭王。

  秦昭王非同一般诸侯,在秦帝国争霸天下的征途中,他是叱咤风云的关键人物。作为秦国在位年代最长的君主,他公开对王的称谓表示不屑,并有过自称西帝的短暂经历。虽然,在东方合纵势力的讨伐下,他被迫取消帝号;但是,通过这一标志性的事件,他把壮志未酬的遗憾和一个未圆的帝业梦想,传给了后代,尤其是他的曾孙——秦始皇。

  对于一个急于建功立业的大国之君来说,秦昭王此时并不需要治国的政治理念,而是需要立竿见影的争霸策略。仅就此而论,在秦王的心目中,一代大儒荀子的作用,远远不及亡命之徒范睢。

  范雎是一位落难的士子,荀子是一位失意的士林领袖,究其身份的实质,并无太多的不同。但是从与昭王见面的目的上看,二人却是大相径庭。

  荀子关注的是大方向,即秦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,哪种道路对整个社会有好处;范雎主要是出计谋,比如提出远交近攻方略,以便秦国各个击破,他关心的是秦国如何持续向外兼并发展的问题。这么说仍然还是问题的表面,背后的原因,是二人角色定位不同,范雎抱定死心塌地的决心,为秦国国家利益服务,从而实现自己的功业;而荀子,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鼓与呼。

  定位关乎成败。从传播效果上说,荀子要说的很可能是昭王不感兴趣的话题,而范雎的言谈总能切中昭王的要害——因为,昭王只关心怎么做的问题,至于做什么对他来说不是问题,更不需要老师来教导。

  荀子和范雎都可以归属于河流气质的士人,相比荀子的上游型特征,范雎大体属于下流型一类。他没有道德堤岸约束,任由自己向低处横流,以至于后来因妒忌秦国名将白起的军功,借秦昭王之命迫使白起自杀。

  深切的V字型河床,两岸高高的峭壁,河流的上游命运,决定了荀子人生轨迹在秦国失意地拐了一个弯。一个伟人离开了一个正在开创伟业的帝国,能够给出的解释大约是道不同,那么荀子的道又在哪里呢?

  孤独的言说

  下一站大约是赵国,它是荀子的宗国。面对赵孝成王和临武君,荀子就军事和军队建设发表了宏论。荀子认为,善于争取民心的人,方是会用兵者。而临武君则以为不然,他坚持兵家重形势与条件,行变化与诡诈之术,所谓兵不厌诈,神出鬼没;因此他还反问荀子说,孙武、吴起以此无敌天下,难道一定要等来民心归附吗?

  博学多思的荀子,在面对面的讨论中,把自己的军事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——

  攻战之本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,最强大的军队是仁人之兵;军队的强弱取决于国家政治状况;将领要做到智能决疑,行能无过,临事果断。具体而言,就是要做到六术、五权、三至、五无圹。此外,军队还必须有严格的纪律,即顺命为上,有功次之。

  荀子说得对不对,当然对。正因为太对,太有道理,或许被注重实效的当权者视作正确的废话。

  非但荀子的思想他人难以理解,就连自己的学生都充满疑惑。

  弟子陈嚣问,老师议兵,常以仁义为本,仁者爱人,义者循理,既如此还用兵干什么呢?凡用兵者,谁又不是为了争夺呢?

  荀子解释说,事情并非如你所推想的这样。仁者爱人,因为爱人才仇恨害人之人;义者循理,因为循理才仇恨乱理之徒。如此用兵,实乃禁暴除害,而非为之争夺。故仁义之兵,所到之处便可人治,所过之处无不受教化。近者亲其善,远方慕其德,兵不血刃,施及四方。

  李斯更是一个讲求实务的学生,他习惯接受现实的合理性,所以向老师反问道,从秦孝公用商鞅始,秦国四代兵强海内,威行诸侯,并非以仁义而为,靠的是抢占先机,适应形势,这又当如何解释?

  荀子显然不悦,掷地有声地回答说,你说的适应并非真正适应。我说的仁义是顺应大道,这种仁义要靠修政实现。政修则民亲其君,则视死如归。所以说,根本在于君王,将帅领兵是枝节。秦国四代强盛,却总是担心天下诸侯合纵击之,此所谓之乱世之兵,未将仁义作根本呀!你不求根本,而求之于细枝末节,这就是世道生乱的缘由所在呀!

  上述师生之间的议兵讨论,时间应该在荀子就任兰陵令前后。那时,秦赵两国规模宏大的长平大战已告结束。秦胜赵败的结果,尤其是秦军坑杀几十万赵军俘虏的惨剧,都会让荀子对战争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。但思想的争锋代替不了现实的搏杀,仁义的讨论也无法改变征伐的残酷。

  发现人性恶的荀子,高扬礼法并用、德刑结合的旗帜,满腔热忱地奔走呼号,从学术论坛到朝堂之上,从东方到西方,他的识见为他赢得了巨大声名,却没有为他争取到施展的政治舞台。

  终点站

  在行走和失意交织的背景里,荀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历经了三为祭酒的生活。作为一个关切现实政治的伟大思想家,他不可能潜心纯粹的学术研究;作为一个有底线的学界巨子,他可以委曲,甚至可以承受讥讽,但是他不可能违心地为功利现实喝彩帮闲。即便在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,他也无法享受到议政的真正自由;而正在衰落的齐国,也无意再显示出政治上的开明和大度。

  荀子离开稷下的时间,值齐国末代君王田建执政之后。导致荀子决然而去的原因,大约和君王后执掌国政有关——自诩儒家正宗传人的荀子,因看不惯女主乱之宫的现象,而向齐相进谏,结果被谗言包围。

  这样,荀子告别了稷下学宫,作为战国最后一位大儒,他的离开,宣告了一个学术争鸣时代的结束。

  这样,楚国兰陵就成为了荀子的终点站。

  甚至,可以把兰陵当作轰轰烈烈250年的思想造山运动的终点站。

  就任兰陵令,不会是荀子理想的选择。而通过他可能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,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末年天下士子真实处境,那就是自由发言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时。无论得势和失势,诸侯国已经从战争中把握了政治的真谛,争霸是靠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来说话,而不是通过争鸣可以解决的。

  荀子从政,恰恰是这种时代语境的印证,它以象征的意味,让士人参政的现象变得更加鲜明和突出。

  青出于蓝。七八年之后,李斯自以为学成了帝王之术,于是辞别老师,一番话说得更是直截了当——

  如今秦王欲吞天下,称帝而治,此时正是布衣和游说之士大展抱负的好时机;

  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和贫困的环境之中,却还要非难社会、厌恶功名利禄,标榜自己与世无争,这不是士子的本愿。

  那么,士子的本愿到底是什么?难道就是进入争霸斗争的漩涡之中?对于弟子慷慨陈词,史书上没有记载荀子的反应,而设身处地替这位夫子县令考虑——

  他,又能说些什么呢?

  上无贤主,下遇暴秦;礼义不行,教化不成,荀子后学以此为生于乱世、怀才不遇的夫子开脱;认为其学说,足以为治国的准则、纲纪,其品德就连孔子也难以超过。

  如果说荀子是一位不走运的圣人,他的不走运,固然是时代背景使然,但也是他人生性格决定的。

  与孟子比。同是孔子身后的大儒,同样以帝王师友自诩,荀子并不缺少乐观,但少了孟子如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也?的些许豪情与自负。这一点,河流气质的荀子和山地气质的孟子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与弟子比。同样对政治生活抱有参与的热情,甚至同属河流气质,荀子缺少李斯那种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,多了几分贤士的自重和相信命运的自智,所以他不可能像李斯决绝地寻找定主,以积极的入世之态实现功业。这一点,河流气质的上游型和中下游型有明显的区别。

  胸怀远大抱负和空有治世之道,三为学宫祭酒和最终远离稷下,这是荀子的现实,也是他成为兰陵令的必然。而这一事件引发的历史叹息,已然成为百家争鸣神话的最后挽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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